- ·另壹處至為要害的刪改是關於侵略戰爭“謝罪”的部分。長期以來人們了解，田中首相在初到北京的晚宴上以所謂“添了麻煩”表示戰爭責任反省，現場氣氛尷尬，第二天首腦會談時周恩來總理提出了批評。但奇怪的是，《記錄與考證：日中邦交正常化、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締結談判》所收的外交記錄顯示，田中對這壹批評竟無反應。目睹1990年代以來中日“歷史問題”摩擦不斷，特別是小泉純壹郎當政後更成對抗之勢，矢吹晉壹直在思考原因。他參加“日中交流研究會”而往返於東京、北京，抱著對外務省公開的首腦會談記錄的懷疑，在2003年9月訪問北京時，與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文獻研究室的學者壹起探討問題所在，最終從首腦會談在場的姬鵬飛外交部部長回憶錄和中方的同壹會談記錄裏得以確認：田中當時回應了周恩來的批評，承認自己“誠心誠意地表示謝罪”。⑩矢吹晉把史料探訪和考證過程寫作成文，漢語版發表於中共黨史學會主辦的《百年潮》雜誌（2004年第2期），顯示所引用中國方面資料的權威性和準確性。鑒於田中所謂“添了麻煩”的晚宴祝酒詞起草人是橋本恕，而田中對周恩來澄清了“誠心誠意地表示謝罪”的態度，可見事實上存在著田中“謝罪”與外務省“添了麻煩”兩種不同立場;但作為流行於世的權威史料，外交記錄和橋本證言都沒有“田中謝罪”的內容，所以橋本的“添了麻煩”就升格為日本政府的正式立場，“不為戰爭謝罪的日本”之說固定下來。矢吹晉因此批判說：橋本恕“負有篡改會談記錄的責任”，中日兩國的隔閡、相互不信任早已潛在於“正常化的原點”，而篡改外交記錄則使之擴大化了。? 邦交正常化時把田中“謝罪”及其與周恩來達成“擱置釣魚島問題”共識的事實抑制於中日正式協議文本之外，1988年又整理出刪除這兩部分的印刷版外交記錄，而於2001年實施“信息公開法”後作為史料解禁，日本外交的精神分裂和外交行政欺瞞被矢吹晉確證，不僅中日關系由於“歷史問題”和“釣魚島問題”周期性惡化的責任在於日本政府，連日本的國家信用、外交檔案權威性也受到折損。而可以想象更嚴峻的危機是，如果不加以及時補救，發生了國際性、擴大化的追究，必將損及象征國家的歷史話語體系權威性和學術合法性。在這種背景下，日本的年輕新生代學者行動起來，他們在利用解禁檔案進行系統的戰後外交史、戰後中日關系史研究過程中，展開了大規模的口述史釆訪，已經出版的有：栗山尚壹（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談判時任外務省條約課長）的《外交證言錄沖繩返還、日中邦交正常化、日美“密約”》（巖波書店2010年），中島敏次郎（1989年任駐中國大使）的《外交證言錄日美安保、沖繩返還、天安門事件》（巖波書店2012年），谷野作太郎（1978年任外務省中國課長、1998年任日本駐中國大使）的《外交證言錄亞洲外交回顧與思考》（巖波書店2015年），中江要介（1984年任日本駐中國大使）的《亞洲外交的動與靜——原駐中國大使中江要介的口述歷史》（蒼天社2010年），中曾根康弘（1982年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談戰後日本外交》（新潮社2012年）等。對橋本恕（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談判時任外務省中國課長、2014年4月去世）的釆訪雖然沒有出版，但在釆訪者的著作中有所呈現。通過口述史釆訪，矢吹晉所追究的“田中謝罪”和“擱置釣魚島問題”共識被刪除之說基本上得到確證。橋本恕在2008年11月8日的釆訪中表示：關於“添了麻煩”，田中本人在周恩來發言之後“作了很好的回應”。?栗山尚壹在接受釆訪時（2008年9月至2010年4月）還沒有發生“釣魚島危機”，出版的“外交證言錄”未涉及“擱置釣魚島問題”共識;但在日本政府實施“國有化購島”而引發中日關系危機之後，他反復接受新聞記者釆訪，強調從1972年邦交正常化到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條約談判達成了“擱置”爭議的“默契共識”。他確切指出：當時日本沒表示異議，沒要求承認主權，“否則就會失去1972年的邦交正常化與1978年的和平友好條約”;如此“就未達成共識而形成了共識”，含義是“不改變現狀”;為了避免對抗，雙方必須回到“1972年的原點”並構建新的“妥協可能的協議框架”。?
- ·而考察歷史和比較研究則可以更確切地使人認識到，內容結構獨特的《記錄與考證：日中邦交正常化、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締結談判》問世是日本出版史上的創舉，推動了中日關系研究的革命性轉折，也反映著日本知識精英階層的國際傳播主體性意識。
- ·日本表示謙遜反省而中國表示慷慨寬恕的“正常化”友好關系，演變為顯在化、固定化的民族主義立場對抗，當然首先是政治、外交遭遇的挑戰，但其實更意味著深層的文化危機——傳統的“友好論”作為中日關系的價值觀和知識範式失效了，這是嚴峻的學術課題。而就是在小泉首相堅持參拜靖國神社的沖鋒姿態與中國政府的憤怒譴責形成政治對抗儼然無解的時候，日本的學術出版做出果敢的專業應對，民間地位的巖波書店罕見地刊布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締結和平友好條約兩次談判的日本官方外交記錄。該書由時任巖波書店學術書編輯部主任的馬場公彥策劃，以東京大學石井明教授為代表的兩名日本學者、壹名在日的中國學者、壹名中國學者共同編輯，2003年8月出版，題為《記錄與考證：日中邦交正常化、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締結談判》，其內容包括：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保存、基於2001年4月實施的《關於行政機關保有信息公開的法律》（信息公開法）而解禁開示的兩次外交談判記錄，雙方談判參加者和歷史見證者的回憶或訪談錄，以及四位編者的專題研究論文。在隱喻化為“歷史認識”沖突的“戰爭責任問題”已經激起民族情緒對抗的輿論環境下，日本的學術出版釆取組織兩國學者合作、把政府外交置於實證歷史審查地位的行動，學術獨立、出版自由、知識對話的批判立場、思想尊嚴和專業理性得到彰顯，直觀上就構成了對現實中日關系危機的回應。
- ·三、新生代論著：“關系”史消失，政治史、觀念史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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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日本標榜自己處於西方民主國家陣營，其民主主義進化潮流之壹是解禁政府檔案以供學術研究、國民利用的信息公開，使政府檔案作為公共財產能夠被主權者國民掌握用作監督政府、解明真相、維護個人權利和辯證國家利益的工具，這種“國民知情權”機制對政府壟斷信息、密室決策構成了挑戰。美國有所謂“民主外交”的傳統，基於信息公開相關法律，其外交檔案在30年以內公開。日本仿效美國，外務省從1970年代開始在外交史料館自主解禁戰後外交檔案;2001年4月“信息公開法”實施以後，國民可以申請要求外務省開示檔案;而2009年9月上臺的民主黨政權通過追究自民黨政權時期與美國訂有向日本運入核武器的“密約”問題，推行原則上公開全部30年以上的外交檔案，即確立了所謂“30年規則”。解禁檔案由外交史料館向讀者提供實物調閱服務，並編纂成以年為序的《日本外交文書》刊行。在戰後日本出版史上，學者編輯的外交史料基本上限於即時公開的非秘密文件和新聞報刊資料，集大成者如中野好夫編《戰後資料沖繩》（日本評論社1969年）、石川忠雄等編《戰後資料日中關系》（日本評論社1970年）、竹內實編《日中邦交基本文獻集》（蒼蒼社1993年）等。而巖波書店和相關學者利用“信息公開法”實施這壹國民信息主權開始得到法律保障的歷史轉折機會，打破官方機構編纂、刊行政府檔案的權威壟斷地位，以刊布現實關心度最高的中日外交談判記錄這種牽動新聞神經、鼓舞實證學術的行動，銘記了國民獲得信息解放的新時代意義：政府放棄信息獨占權而接受知識生產和輿論擴大再生產規範的歷史審查。 有日本學者指出：壹直到1980年代，日本沒有條件根據外交記錄進行戰後中日關系的實證歷史學分析，長期流行著新聞記者觀點的敘事或政治學手法的推論;1990年代有所改觀，但重大變化發生在基於“信息公開法”解禁邦交正常化、和平友好條約談判時期的外交文件之後。⑤新聞觀察敘事容易受信息控制權力者的誘導，政治學推論更失去過程實證根據，都不能構成真正意義的知識生產;而實證歷史研究的資料條件不具備導致知識生產荒廢的可能，知識短缺則使社會失去公共思想資源。所謂知識生產和輿論擴大再生產規範的歷史審查，就是明確知識方法的實證條件規範、思想方法的知識前提規範，即有了規範的知識生產、輿論擴大再生產，才可能對政府行為做出有獨立思想權威性的判斷和評價。《記錄與考證：日中邦交正常化、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締結談判》的出版正是“靖國神社問題”把中日關系推向政治對抗懸崖、日本民意調查的反感中國指標也超過半數而陡然攀升之際，編者表明了以本書紀念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25周年的繼承性和解立場，指出邦交正常化聯合聲明是為“起點”即歷史和解的長期過程性，強調了談判記錄顯示當前兩國爭執的“問題”在談判時就已經成為“論爭點”的事實，並談到由於條件限制而不能“對照中國方面同壹記錄文件加以註釋”的遺憾。⑥這種編者前言與談判記錄、歷史證言、研究論文三部分構成作為壹種相互砥礪的國際知識對話，確認了思想、知識、方法的原點;而確認原點是為了對話的可持續性——共同作業、收集雙方資料並期待中國檔案解密、從共有史料導向共同研究，這種以學術出版為引擎的跨國知識生產和價值共識機制，在追究國家間政治危機原理、推進歷史和解的方向上開辟了新的中日關系空間。
所謂對老壹代學者的權威性超越，並非比較學術水平的本質主義評價，而是根據新生代學者取得了社會話語秩序的知識權威地位所作出的判斷。2003年《記錄與考證：日中邦交正常化、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締結談判》出版以來，日本的戰後中日關系研究開始形成從未有過的學術繁榮期，並且出現了從未有過的獲獎盛況：早稻田大學教授毛裏和子的《日中關系——從戰後到新時代》（巖波書店2006年）獲石橋湛山紀念財團“石橋湛山獎”，香川大學副教授井上正也的《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政治史》（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10年）獲吉田茂國際基金“吉田茂獎”和另壹文化財團的學藝獎，中央大學教授服部龍二的《日中邦交正常化——田中角榮、大平正芳、官僚們的挑戰》（中央公論新社2011年）獲朝日新聞“大佛次郎論壇獎”和亞洲調查會“亞洲太平洋獎”特別獎，巖波書店總編輯馬場公彥的《戰後日本人的中國觀——從日本戰敗到文化大革命、日中復交》（新曜社2010年）獲大平正芳紀念財團“大平正芳紀念獎”特別獎。在這些獲獎論著的作者中，只有毛裏和子較為年長屬老壹代學者，其他三人都是引起很大社會反響的新生代學者。新生代學者對老壹代學者的“權威性超越”就是指他們的學術研究獲得了日本社會主流精英階層的共鳴和權威性儀式認定，這意味著其知識生產將為“中日關系新時代”的新聞輿論生產提供核心思想資源。所謂“關系”史研究，理想的狀況是利用雙方的史料，在厘定“戰後”原點——交戰國應該首先進行清算戰爭責任、處置領土問題、締結和平條約的戰後處理外交——的前提下，實證解析中日關系偏離戰後處理外交主題而尋求“友好”或“政治經濟分離”之類實用主義目標的原因，建立由於戰後處理延遲化、曖昧化導致所謂“歷史遺留問題”進而引發1990年代以來“民族主義對抗”的歷史連續性邏輯。老壹代學者如矢吹晉，既有戰後處理外交的問題意識，在中國也有較多的學術交流關系和史料信息來源，所以其研究堅持戰後中日關系史的本來問題意識和過程實證路線，激烈批判服部龍二在《日中邦交正常化——田中角榮、大平正芳、官僚們的挑戰》裏得出的“中國事實上放棄了釣魚島”、存在“日中和解精神”的結論，認為：服部龍二僅依據日本外務省“篡改”過的外交記錄和退休外交官的壹面之詞而不了解或“無視”中方資料，這導致其結論錯誤，甚至“讓人懷疑研究者的道德”。?不過，服部龍二本人在書中有所說明，他為其研究預設了存在“日中和解精神”的前提，強調其研究歷史的目的在於分析“政治領導能力”和探索“應有的政治領導形態”。?可見，他本來就不是做中日“關系”史的研究，而是在日本對中國交涉過程中尋求日本主體性的政治學原理。並且，矢吹晉所說的他“無視”或不了解中國方面的資料，也決定了其研究並非“關系”史而是日本中心主義的政治史趣味。還應該註意到，正如石井明在《記錄與考證：日中邦交正常化、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締結談判》的前言中已經指出的，中國方面的外交史資料短缺，與研究需要、學者期待差距很大。這種中國史料短缺而日本史料相對豐富的現實，難免導致日本學者趨於日本資料偏向和脫“關系”史而研究日本對中國交涉的政治史轉向。 “關系”史研究關註中日之間的“問題”，當然就在戰後處理即謝罪問題、賠償問題、領土問題、臺灣問題的生成與演變的方向上展開敘事。但日本對中國交涉的政治史就忽視這種“關系”性問題，而關註國際政治的權力所在和國內政治的動力學，其代表性著作如井上正也的《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政治史》。?因為戰後美國對日本有著至高無上的“占領”權力，所以日本不得不服從美國而選擇“在臺灣的中華民國”為議和對象，於是形成了日本國內的“中國問題”;但日本選擇與臺灣議和之後就掌握了壓迫蔣介石政權放棄賠償要求的權力，而在中美關系解凍之後日本政界的“親中國派”壯大，“中國問題”轉化為與大陸新中國交涉時有壓迫性的“臺灣問題”，所以中日邦交正常化交涉就成了“日華斷交”與放棄賠償的相互確認。於是可以看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政治史》中幾乎不存在“戰爭責任問題”和“釣魚島問題”的討論，似乎中日關系只存在“臺灣問題”——事實上日本拿與臺灣斷交換了其他問題。不過，在他人主編的《日中關系史》執筆“邦交正常化”部分時，井上正也就當然地重視“關系”而討論“謝罪問題”“釣魚島問題”了，並參考矢吹晉的研究和中國學者的研究，強調兩國對“戰爭反省與賠償要求放棄”的邏輯關系並無共識、戰後處理流於曖昧形式、“歷史認識”沖突必然發生的“問題”連續性。?這證明，改變中日關系研究的日本中心主義偏向其實有待於中國的史料開放和學術繁榮，以使日本學者能夠充分利用中國檔案資料、參考中國學者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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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場公彥引起中國的學術反響和新聞效應，得益於他既是專業學者，又居於日本學術出版最負盛名的巖波書店之總編輯要職。這種雙重身份經歷使其見解富有知識生產、國際傳播、文化主體間外交等多維度啟發意義，與中國學術界、媒體形成了建設性的知識對話和文化互動。而如果把日本的戰後中日關系研究譜系和出版史納入學術視野，則可以發現“馬場公彥現象”其實是中日關系“脫正常化”而發生“危機化”變態之後日本的出版社與學術界共有問題意識、協調壹體行動的表征，即存在著應對中日關系危機化新常態的日本學術出版——能出版的學術、有學術的出版，激發了日本社會的思想活力，也擔當起知識對話、國際傳播的時代使命。本文考察這壹出版史過程，由此理解日本學術出版的思想邏輯和傳播功能，無疑可構成中國的文化鏡鑒。
近幾年來，研究戰後日本人中國觀的馬場公彥不僅成為日本的學術新星，其論著在中國也受到好評並被翻譯出版;他頻繁演講於中國學術論壇，發表漢語論文，甚至是新聞報刊深度專訪的對象，堪稱中日關系遭遇危機以來維系學術文化交流的重要標誌性人物。近幾年來，研究戰後日本人中國觀的馬場公彥不僅成為日本的學術新星，其論著在中國也受到好評並被翻譯出版;他頻繁演講於中國學術論壇，發表漢語論文，甚至是新聞報刊深度專訪的對象，堪稱中日關系遭遇危機以來維系學術文化交流的重要標誌性人物。...
而考察歷史和比較研究則可以更確切地使人認識到，內容結構獨特的《記錄與考證：日中邦交正常化、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締結談判》問世是日本出版史上的創舉，推動了中日關系研究的革命性轉折，也反映著日本知識精英階層的國際傳播主體性意識。戰後中日關系研究的觀念史代表作是馬場公彥的《戰後日本人的中國觀——從日本戰敗到文化大革命、日中復交》，它與續篇《現代日本人的中國觀——從日中邦交正常化到天安門事件、天皇訪華》構成了對1945年到1990年代日本人中國觀演變的歷史考察。觀念史的研究對象是話語，日本人的中國觀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的知識生產和媒體的輿論擴大再生產過程中形成，作為民意則關系到投票行動和政策選擇。因此可以理解，戰後日本人的中國觀變遷與中日關系發展有著驚心動魄的相關性：戰後初期，投射著日本變革願望的左派理想主義中國話語控制論壇，但隨著中國的政治運動引起爭議而分化出支持派和批評派;再經過中蘇分裂和中國的政治經濟挫折，親華的理想主義中國論不斷萎縮而僅剩下極少數崇拜毛澤東的“新左翼”，1970年代初的“林彪事件”和中美關系解凍更使曾經支持中國的日本知識分子陷於沈默;之後，崛起於論壇並占據主流的是以現實主義國際政治學和權力鬥爭論為分析工具的“現代中國研究者”群體，他們擺脫中日關系的特殊歷史性質而認為中國是“沒有價值的研究對象”，其批判研究傳播了專制的、落後的、冷酷權謀的負面中國觀。而在這壹時期，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臨近使得戰爭責任成為論壇的壹大主題。但“無價值中國論”作為學術話語已然成立，為逃避賠償而否認戰爭責任和加害事實之更極端蔑視中國的“反華話語”就得以傳播，從現實主義外交邏輯討論得失的“功利主義派”與主張承擔戰爭責任的“道義主義派”兩種中日復交論勢均力敵。?這種對抗格局其實是反華、反共話語的成功，意味著日本對中國的戰爭責任倫理政治不能成立。於是，日本外交團隊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談判時回避戰爭性質、逃避加害責任，準確地折射著居於輿論主流的蔑視中國觀。蔑視中國觀在資本進軍中國市場的1980年代還有所顧慮，但到中國陷於國際政治孤立的1990年代就公然制造“歷史認識”對抗了，而隨著中國的GDP數字膨脹以及領土爭議摩擦，蔑視中國觀與中國威脅論相輔相成。?於是，民意調查的嫌惡中國指標陡然上升，日本政府的強硬對華外交就成了常態。...